資華筠，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，女，生于1936年，祖籍湖南耒陽。新中國培養的第一代舞蹈表演藝術家、學者。1950開始專業舞蹈生涯。1952―1987歷任中央歌舞團領舞、獨舞、領銜演員，藝術委員會副主任等。表演過古今中外各種風格的舞蹈，曾在國際、全國舞蹈比賽中獲金獎、銅獎。為第一批尖子演員、國家一級演員。 我爹趙丹生前曾要我記住電影《海魂》中的一句話：“海洋上的事業，是有靈魂的人干的。”這句話在我腦子里生了根，勉勵我一生。是啊！有靈魂的人才能干好事業，在我眼中，資華筠就是有靈魂的人。 1951年9月，當我考入中央戲劇學院舞蹈團時，作為“尖子演員”的小資正在國外演出。一天，我在練功房外透過玻璃窗，看到一位身材修長的姑娘在彈鋼琴，同屋張宜秋向我介紹：她叫資華筠，大家叫她小資，彈一手好琴，身材適合跳芭蕾但偏要跳民間舞。不久，組織宣布，未滿18歲的尖子演員每天可配給兩只雞蛋，我和小資16歲，榮幸地被定為“蛋級干部”，這樣就拉近了我和她的距離。1953年，我們倆參加賀老總率領的第三屆中央赴朝慰問團，為中國人民志愿軍、朝鮮人民軍演出。我擔任了“白荷花”及《花鼓燈》中的“搶手絹”等領舞，她是《紅綢舞》、《軍民聯歡舞》的領舞，停戰后環境依然很艱苦，我們朝夕相處，一起經受了鍛煉和考驗。
1954年，由于業務表現突出，中央歌舞團保送我和華筠等人去北京舞蹈學校上學，但她正在排雙人舞《飛天》，準備參加青年聯歡節國際舞蹈比賽，因此放棄了進修。我們就此分開近三年。1957年初，我調往中央實驗歌劇院舞劇團搞舞劇，為了演出《寶蓮燈》中的三圣母，我不僅向京劇界前輩學長綢舞，還向徐杰、小資學綢舞。他們兩位因為在《飛天》里的表演紅極一時。兩位大姐熱情地教我，全是真功夫。其中，小資非常認真地教我手腕、手臂如何用力，竅門在哪兒，連同《飛天》中全部的“綢花”技巧都毫無保留地教會我。數十年來，我在海內外表演舞劇《寶蓮燈》、獨舞《長綢舞》及《紅綢舞》，所獲得的成功離不開這兩位啟蒙老師的無私傳授。 我和小資真正的深交是在“文革”。當時我父親被關進監獄，小資父母同樣遭受嚴重沖擊。我倆同是“黑尖子”、“狗崽子”、“修苗子”。可小資竟然勇敢地帶著朋友多次到我家看望我和我丈夫劉德康，讓我們深感人間自有真情。在她的感動下，我和德康也帶著“文革”中出生的兩個兒子去看望小資、王壽，悄悄談論困惑，商量如何寫申訴材料……這種患難之交地久天長。 粉碎“四人幫”，迎來了第二個春天！我們重登舞臺，藝術獲得新生。我演出保留舞劇和新編舞劇；小資依然是中央歌舞團的主要演員。不過，1983年她和王坤、姚珠珠合作舉辦獨舞、雙人舞專場晚會后，就逐漸告別舞臺，接過舞蹈宗師吳曉邦的班，挑起“舞研所”所長的重擔。我們雖不在一個“行當”，但多年來我們一直互通情況，相互關心支持。 小資真不負眾望。她在繁重的工作之余，做學問，鉆研理論，進修英語……當我聽到小資在國際會議上用英語發言時，很是感慨。她已人到中年，除天分外，沒有毅力和苦讀精神怎能做到？不僅如此，她的著作一本一本地出版，既有實踐又有見解的舞蹈評論一篇一篇地發表，后來竟當上博士生導師。真讓我又驚嘆又為她驕傲！ 對同事、對朋友、對老百姓的事，小資可謂是“兩肋插刀”。作為所長，她關心同志。她曾為舞蹈家傅兆先的職稱、待遇，四處奔波不遺余力，在他去世后為其籌措經費出版紀念文集，兆先的家人很為小資的真誠而感動！我和她是第五屆至第十屆的全國政協委員。三十年來，我看到她積極參政議政，敢直言，是一個關心民生、體恤民意的好委員。《人民政協報》曾在頭版以“大俠資華筠”的標題報道她的事跡，她的提案多次被評為“優秀提案”。 如今我和小資都年逾古稀，友誼依舊。她得重病之后，不僅勇敢地、科學地對待疾病，戰勝病魔，而且更加竭誠地把自己的愛獻給祖國和人民、事業和親人。近年來，小資和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專家們投入到“非遺”保護工作中：論壇、遺產日活動、名錄和傳承人評選、國際交流……忙個不停。我總囑咐她重病在身，不能超負荷，她總是樂觀地說：“放心！我會注意的。”我知道，放下電話，她不定又“飛”到哪里去了。 去年12月，小資發表了《話說中國舞蹈》一文，反響熱烈。這篇有大家風范的論文為舞蹈界爭了光，成為中國舞蹈史上一篇集舞蹈史、論、編、導、演、教為一體的權威性文章。我們都為她驕傲！在撰寫文章的同時，她還在為各方好友的事情奔波，因操勞過度而病倒入院。我為這位老友心疼得直掉眼淚。 小資多次對我說：“我現在是為親人、朋友和學生活著。”她真的是身體力行。對每個學生都費盡心血，直到他們以優異的成績畢業。即使走上領導崗位的學生，她仍然掛念著，繼續嚴格要求，如果這些學生需要，她隨時給予幫助，用她的話說，“再累也值了！”聽說她的一位博士在答辯后致謝，聲淚俱下。“男兒有淚不輕彈”，這位學生是被導師的精神感動了！ 華筠的故事可以講許多。為人類造福并能獻出生命和全部愛的人就是有靈魂的人。在我眼中，華筠就是有靈魂的人。 |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