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媛媛 舞蹈藝術家，北京當代芭蕾舞團團長。1995年畢業于北京舞蹈學院編導系并留校，后在加州藝術學院舞蹈專業取得碩士學位。曾在國內外多個編舞大賽中獲獎。她曾與張藝謀合作芭蕾舞劇《大紅燈籠高高掛》、為馮小剛編排電影《夜宴》中的舞蹈，還受邀為包括中央芭蕾舞團、丹麥皇家芭蕾舞團在內的舞團創作。2008年，她與韓江、譚韶遠等不同領域的舞臺藝術家共同創辦了北京當代芭蕾舞團，擔任藝術總監及編舞至今。 明晚，當芭年度新作《野草》將在北大百年講堂進行北京首演。作為當芭團長以及這部作品的編導，除了解讀新作以外，她也談到了國內現代舞現狀以及舞團的生存之道。 新作 《野草》里這幾篇詩意且充滿隱喻 新京報：魯迅的《野草》成為你新作品的靈感來源，它在哪些地方觸動了你？ 王媛媛：整部《野草》有同一種氣質：生存。去年9月之后，舞團的生存環境讓我有了這種體會，很多東西藏在內心，很難去訴說。 最初想做的是《彷徨》，后來覺得太具體，對編導來說空間小，對觀眾來說空間也小了。創作的解讀不該是經由我手后出來的還是魯迅，無論什么題材，都要經過自己內心的路徑，把它化成你的。 新京報：魯迅的《野草》有二十來篇，你只選了其中幾篇，怎么選的？ 王媛媛：從舞蹈呈現的角度考慮。這幾篇最容易和舞蹈發生聯系，它們都詩意且充滿隱喻。這些隱喻折射到每個人心里也是不同的。 《影的告別》今年4月在北京首演，說的是你和影子的關系，控制與被控制；《死火》5月在丹麥皇家劇院首演，是和丹麥演員合作，他們的肢體我完全不熟悉，我看了都覺得不像我的作品，出來的東西很新鮮；排《極地之舞》時離蘇州首演只有20天，我又在生病，從沒這么緊張過，我坐在排練廳里嘩嘩掉眼淚，演員都在等著我，讓我告訴他們要做什么。 新京報：你怎么界定“當代芭蕾”與通常意義上的“現代舞”？ 王媛媛：芭蕾舞團覺得我們是現代舞團，現代舞團又覺得我們是芭蕾舞團。其實我們是一個現代舞團。從二十年前到現在，現代舞給觀眾留下的印象幾乎就是強調個性，這就演變成“我跳我的，你愛看不看，看不懂是因為你水平低”。我不希望這樣，我想跟觀眾有更多共鳴。現代舞對我來說是一種思維方式，是編導腦子里的思考，不是任何一種技術。 新京報：你的作品里有明顯的芭蕾元素，但你以前的學習背景中并沒有芭蕾。 王媛媛：我很多作品是給芭蕾舞團排的，我也習慣在芭蕾舞團工作，演員身體條件好，而且非常配合。芭蕾舞團的工作制度非常嚴謹，排練也很規范，這種制度也幫助我建立了現在的舞團，我可以有序地運營它。 但在現代舞團工作，你會覺得每一個人都是編導。我們目前都沒有專門為現代芭蕾培養的演員。芭蕾訓練很僵硬，演員如果不去訓練，也達不到我的要求。我們團的演員，一般要一年后才能進到作品里相對重要的位置。 新京報：國外很多舞蹈演員年紀很大了還在跳舞，為什么中國的舞蹈演員幾乎都是吃“青春飯”的？ 王媛媛：舞蹈演員經常付出和回報不成比例，你做過舞蹈演員后，就一定不覺得做影視演員有多苦。歐洲有針對舞蹈演員的專業保險，這很重要。我們國家的舞蹈演員到25歲就心慌，會擔心跳不了了怎么辦，所以很多人剛畢業就改行。 對舞團來說，保存一個好演員也非常難，我們每年演員更新率在20%左右。留下來的演員可能覺得團里的發展和作品能吸引他，但也只能多跳一年是一年。 新京報：你同學中還在從事這個行業的有多少？ 王媛媛：我有兩撥同學，北舞附中就剩我一個，大學有我和高艷津子兩個。舞院附中已成為中戲的附中，改行演戲的大把大把。附中有一個專門的班就是給中戲、北電送演員的，除了學舞蹈，還學聲樂和表演。 新京報：你仍在從事編舞的動力是什么？ 王媛媛：精神上的滿足。做其他的，可能我比現在做得更好，或過得更好，也輕松，但快樂對我很重要。人生就是一個過程，接受這個來來去去的過程，就不會把不重要的事放在心上。 當芭成軍僅4年便成為國際上炙手可熱的現代舞團之一，它已獲得12個國家明年的演出邀約，明年在國內外預計有80場商演。作為一個民營舞團，它在經營上頗具特點，王媛媛與制作人韓江也向我們介紹了舞團的一些生存之道。 目前舞團以海外商演為主，時間也按照國際演出日程安排。在國外，每年9月到次年6月是一個演出季，當芭一般在7、8月和2月春節期間休整和編排新作。 韓江剛剛擱淺了邀編舞大師依利·基利安來為舞團創作的提議，原因是“費那么大勁，在國內卻只能演不超過10場”。他認為拿到國外演也同樣行不通，因為“人家會看NDT（荷蘭舞蹈劇場，基利安的舞團），不會看你的”。一位美國演出商曾告訴王媛媛：“我們要看你，王媛媛的作品，你自己的想法，這樣我們才能談當芭的巡演”。 韓江介紹，《野草》其實是訂制給歐美市場的作品。國外觀眾比較在乎美學觀念，國內觀眾則更在乎“看得懂”，喜歡有故事、有話題的作品。此外，國內外觀眾對視覺要求也不一樣，“你給中國觀眾看，舞臺上只有一塊布肯定不行。”王媛媛則表示：“如果你做一個中間狀態，要么失去國際市場，要么沒有國內觀眾，誰也不待見。” |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