資華筠，中國藝術研究院終身研究員，中國舞蹈界名副其實的權威，年輕時，她是中央歌舞團的名演員，有《飛天》、《金梭和銀梭》等膾炙人口的作品，轉作科研后，她有《舞蹈生態學》等理論著述，是馮雙白、明文軍、許銳等舞蹈界名家的博士生導師。中國藝術研究院首批終身研究員一共有七位（另外六位是郭漢城、周汝昌、馮其庸、李希凡、范曾和劉夢溪），資華筠是中國舞蹈界惟一一位，她還是獲得國家一級演員和研究員雙料正高職稱的專家。 他是布衣銀行家 資華筠生于1936年，她的父親是知名銀行家資耀華，他是畢業于東京帝國大，后來曾求學于哈佛和普林斯頓，在舊中國就已名滿金融界。 “父親是布衣銀行家，又是一個學科研究者。”資華筠說，父親對自己對家人的要求都很嚴格，“最后寫自傳都是自己掏錢買信紙，他解放前就有專車，但我們從來沒坐過他的車。朋友都喜歡他，他卻不深交，尤其沒有生意上的交往。” 資華筠說，父親與榮毅仁先生交往很多，她印象里榮先生經常給他們家送花，有一次，資華筠跑到榮毅仁辦公室為中央歌舞團拉贊助：“我說榮伯伯我們演出需要點贊助，然后兩個手指頭捏著（兩萬元）支票就回團里了。”此事被父親知道后，她被大罵一頓，“父親說，你怎么能去麻煩人家呢？那時候我在中央歌舞團做演出隊隊長，已經四十多歲了，但他還是毫不留情面地把我罵了一頓。” “父親與田漢有生死之交，但我一直到1983年才知道。當年他在日本留學時得了亞洲流感差點就死了，田漢把他背到醫院，算是救過他一命，兩人關系特別鐵，但因為解放后我搞了文藝，他從來沒有告訴我他與田漢先生的關系。他反對這些拉拉扯扯的事，絕對不拉關系。1983年父親得了癌癥開刀，臨手術前告訴我，田漢對他有恩，如果他醒不過來了，要我要替他寫一篇文章，感謝田漢。他說如果不是因為你搞文藝，田漢與我是過命的交情，肯定會來往很多。” 凡事要靠真本事，不拉關系，走旁門左道，這是父親對資華筠最大的影響，“一直到后來，我在文化部的許多活動中當評委，我都不懂什么叫拜托，只要我提意見，都是真心所想，都是脫口而出，唉，也怪了，越這樣，大家越信服。” 談母親 她把我們當成寄宿生 資家有三個女兒，資華筠的姐姐資中筠清華西語系畢業，曾任社科院美國研究所所長，是知名的美國文化專家。妹妹資民筠北大物理系畢業，是空間物理學科的學者。資家實現了許多知識分子的夢想：家庭的每一位成員都學有所長，在各自的領域里有所建樹。而在資華筠看來，這既得益于父親的“身教”，又得益于母親的“言傳”。 資華筠：“我的母親當過教師，所以她都把我們當成寄宿生來教育，她有教育人的癮。” 資華筠說，他們家有三個傭人，本來都是文盲，被母親一起掃了盲，“一直掃到能讀《人民日報》。”而在女兒們的教育問題上，長女資中筠算是最典型的表現。“《四書》《五經》詩詞歌賦小學之前就解決了，家里有英文教師，有法文老師，有高等數學老師，鋼琴彈了七年，你想想她的童年怎么過的？”“我姐姐在學問方面真是沒的說，她《資治通鑒》能背下來，而且是自然而然地，所以她后來給毛澤東當翻譯一點不緊張，她說，我不是英文比人家好，是中文比人家好。” 資華筠說因為自己小時候得過腦膜炎，所以家里放松了對她的學前教育，“讓我逃過一劫”。但一上學就“上了套”，只要考試不得前三名，就會挨打。 資華筠說，在讀書方面，她得益于母親提倡的“全腦記憶”，所謂“全腦記憶”就是要求全神慣注地做一件事，“就算我聽一個特別沒勁的演講，只要我在聽，也會全記住。”此外，母親要求她“聞短則喜”，比子路說的聞過則喜更進一步，因為母親說：“等到有過的時候就已經晚了。” “雖然我在家只有十四年，但是家庭對我的影響是終身的。”資華筠說。 學舞蹈 鋼琴老師推薦我 資華筠的姐姐讀清華，妹妹上北大，她卻在14歲的時候就選擇了舞蹈作為自己的終身事業。她說，走上舞蹈道路，開始時是鋼琴老師幫她選擇的。 資華筠說的鋼琴老師是解放前天津的知名鋼琴家劉金定，她畢業于燕京大學音樂系，是鋼琴家劉詩昆的啟蒙教師。劉金定發現資華筠的節奏感特別好，身材又比較適合跳舞，就偷偷地把她送到當時俄羅斯人在租界里開的舞蹈學校。“那位老師是白俄舞蹈家，與烏蘭諾娃同時期的，芭蕾舞的修養非常好。那時候多是富家子弟在學，多半并不適合跳舞，沒有像我這樣身體條件的，我當時才9歲。她很高興，很早就送我足尖鞋，也不收學費，學了兩個月，把我媽媽叫去，老師對我媽媽說，你這孩子有天才，你要把她帶回家我會哭的。后來我媽媽想了想，就給我講條件，如果你考一次第三名以下，就停止學舞蹈。有這個約束，我學習特別好，幾乎都考第一。” 資華筠說，那個舞蹈學校的學費極高，后來都要交美金了，但她還是堅持學了兩年。兩年學完匯報演出時我跳了《天鵝之死》，是那個舞蹈學校的主角，當時天津猶太俱樂部的《俄僑報》刊登了，說她是未來的芭蕾明星。 “到了中學媽媽也不許我學了。說我繼續學下去會輕浮。因為那里面確實都是富家子弟，連曹汝霖的孫女也在里面，當時可口可樂非常貴，我們一休息時，小伙伴們就啪啪地打開可樂喝。吃紫雪糕。我手里從來沒有錢，我媽媽說小孩子手里不能有錢。我在同學里是很寒酸的，但是大家都不會看不起我，因為我業務好，媽媽說，你知道了吧，人靠什么有尊嚴，是靠本事，不是靠錢。這些教育對我都是根深蒂固的。” 說老伴 他抑制了我的虛榮心 資華筠14歲時進入了中國戲劇學院舞蹈少年班，后加入中國青年文工團，1952年中央歌舞團成立，資華筠成為建團演員，此后一直在這個國家歌舞團工作到五十歲。離開舞臺，資華筠依靠超強的毅力和學習能力自學，并于1987年成為藝術研究院舞蹈所所長。 資華筠的老伴王壽印是中央歌舞團同事，專業是打擊樂。資華筠說：“我們倆明確戀愛關系前，我不知道他家是干什么的，我覺得無所謂，我媽媽也這樣認為，她說，第一好說你們要自力更生，有一技之長，第二你們要真正相愛，有幸福感。家境不論，所以我三個姐夫妹夫家里都比我們窮，但都是知識分子家庭。” 雖然資華筠在舞臺上下都風風火火，但資華筠“很在乎他欣賞不欣賞我，有時候我一覺得他不高興，馬上就收斂，他是一生抑制我虛榮心的人。我生病之后他是無微不至，他是我終生的飼養員，現在我眼睛不好，他是我的拐杖。他也沒有那么多肉麻的話，現在老了有時還挎著胳膊，年輕時從來不。” 資華筠是政協里的明星委員，中國政協報曾以“大俠資華筠”為題刊發過一篇文章，“像反對大晚會，我十年前就提過了，見義勇為法，也是我的提案。”晚年的資華筠仍然不辭勞苦地為文化事業和民生實事奔波。“我現在的身體沒什么異常，就是血象不好，也怕感冒，怕血液侵染到臟器。”資華筠與記者說起自己身患的疾病時，條分縷析，就像是在講課：“當初得病時大夫安慰我，說沒事，怎么也能活五年，你看，現在已經九年了。” |
